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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發展的幾個戰略命題
2020-04-16 返回列表

       近年來,我國科技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就,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增強。随着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全面推進,全社會對于科技發展的關注和期待也更加強烈。面對新的形勢和要求,我們需要超越科技自身,進一步從戰略層面上研究科技發展的重大問題,為自主創新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一、力量重于财富

  早在400年前,英國哲學家培根就曾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這一經典思想深深影響了西方工業革命的曆史進程。如果說那個時代人們還隻是處在蒙昧和自發狀态,那麼今天當我們正處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和科技革命浪潮之中,科技帶給國家、民族以及每一個人的感受無不是前所未有的沖擊。實踐表明,對于一國經濟來說,未來最重要的将不再是生産規模,而是赢利能力;對産業分工地位起決定性影響的也将不是物質資産,而是知識資産。著名的競争力大師德魯克認為,在未來的經濟格局中,人們最關注的将不是資本,而是知識。

  事實上,當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距,主要就是體現為知識資産方面的積累。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标1998》報告認為,若幹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經濟增長表明,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不到30%,知識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以美國為例,2006年美國研發支出占其GDP的2.66%,研發投資總額占到全球的40%,并擁有世界專利的50%。全世界科技移民總數的40%到了美國,外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全美科學家總數的20%左右,全世界62%的“明星科學家”居住在美國。從1900年到2009年,美國有274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矽谷的絕大部分研究人員來自于印度和中國,1995年到2005年加州所有新建的工程技術公司中有39%是由移民創建的,矽谷新建企業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創建的。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強大不僅在于其強大的資源轉化能力,更在于其控制資源流向的能力——核心就是知識資源。

  近年來,許多人對我國長期保持GDP的高速增長而欣喜不已,甚至以此作為中國國力增強的标志,實際情況也許并非如此。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研究認為:1820年,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為32.9%;1820年,中國的GDP約為英國的7倍,卻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争中被英國擊敗;1913年,遭受了八國聯軍侵華、庚子賠款和日俄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戰争破壞之後,中國GDP仍居世界第二位。抗日戰争前的1936年,中國GDP約為日本的1.9—2.8倍。然而,GDP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國卻屢遭欺淩,最終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由此可見,GDP統計隻是國力對比中的一個狹窄方面,不能完全反映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更不能反映國家的國際地位。是否擁有先進的生産力,具有現代化的經濟結構,往往比GDP更加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這種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斷擴大投資以及消耗資源、破壞生态環境作為代價。據有關資料統計,2009年我國GDP占全球8%,但消耗15%的能源、32%的鋼、30%的鋅、25%的鋁、23%的銅、18%的鎳、54%的水泥。2007年我國萬元GDP能耗分别是日本的11倍、法國的8倍、美國的6倍。在生态環境方面,我國酸雨面積達30%—40%,荒漠化、沙漠化面積占1/3,80%的河流以及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淺層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顯然,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與此同時,我國許多産業的發展盡管在規模上已高居世界前列,但仍然更多地依賴于國外技術的供給,産業成長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形成了外在的“互動”,無法有效積累起自身的知識資産和核心競争能力,從而也無法主動有效地調整産業結構。長此以往,我國許多産業将被鎖定在國際産業分工的低端,難以在國際競争中赢得公平合理的博弈地位。這些年來我國一直強調要調整經濟結構,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應該說與技術能力的不足有着直接關系。

  中國古諺說:“國之上下交相言利,國之危也”。德國曆史經濟學家李斯特認為,創造财富的力量比财富本身更為重要。這些思想說明了一個簡單道理:财富不能代表一切,沒有力量支撐的财富是不牢靠的,甚至是可以被剝奪的。在當今全球化條件下,知識積累不僅決定着一個國家在國際産業分工中的地位,也決定着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沒有強大的知識力量,無論經濟增長速度多快,經濟規模多大,都将很難避免被邊緣化甚至被淘汰出局的命運。對于我國來說,在經濟發展中加速積累起屬于自己的知識資産和人力資本,這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也是中國的必由之路。

  二、制度重于技術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科技發展不僅存在水平和能力的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制度。如果說技術突破更多的是關注點和當前,那麼科技體制則更多的是關注面和長遠。從一定意義上說,解決體制機制問題遠比解決具體的技術問題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目前,無論是科技界内部還是外部,許多同志對科技體制仍然有許多看法和意見。即使是多年來科技體制改革所追求的科技與經濟結合這個目标,也并不完全令人滿意。綜合來看,這裡既有發展過程的問題,也有整體改革配套的問題。科技體制改革仍然有一些“深水區”,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意志實現新的突破。

  比如,在企業技術創新問題上,近年來,我國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得到了明顯提高。特别是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以來,随着國家一系列鼓勵創新的政策逐漸得到實施,許多企業開始走上創新驅動的發展軌道,大量地投資研究開發,大量地吸納科技人才。但是,企業技術創新動力不足仍然是困擾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關鍵問題,特别是那些體量龐大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在創新動力和能力上仍然舉足不前。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研發活動的占6.5%,研發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0.61%;大中型工業企業有研發活動的占24.9%,研發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0.84%。全國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隻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核心技術,出口類企業擁有自主品牌的隻占到10%左右。據美國學者喬治·吉爾博研究,中國大中型企業在技術本土化方面的資金投入不到其設備總開支的10%,反映出對技術創新的極度漠視。究其原因,關鍵就在于體制機制不完善,特别是市場競争不充分、要素市場被扭曲、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等。我認為,當大量的企業可以通過“尋租”行為或壟斷獲取超額利潤的時候,當大量的企業家還處在對領導負責而不是對市場和消費者負責的時候,當大量的低水平重複投資所形成的風險可以由地方政府“買單”的時候,這類企業就很難産生技術創新的内在動力。國家中長期規劃綱要提出,要以建立企業為主體、産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突破口,這個突破口的鑰匙就在于體制變革——讓市場競争更加充分公平,讓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争主體,讓創新資源特别是科技人才更多地向企業集聚。

  再比如,在科技體制上,經過多年的努力,科技與經濟結合等方面的問題應該說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着一些深層次的制度障礙,比較突出的包括:一是在産學研結合方面,由于創新主體功能定位不清,都緻力于無限延伸自己的創新功能,導緻創新活動的重複分散和無序競争,尚未形成完整和高效率的創新鍊條。二是在現代院所制度建設上,全國近4000家政府所屬科研院所基本上還是行政化管理,未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理事會管理制度,也未能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職責明确、評價科學、開放有序、管理規範”的制度要求。三是在科技評價方面,重數量而不重質量、重産出而不重應用、重短期而不重長遠、重物輕人等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客觀上将會導緻急功近利和學術浮躁。四是在宏觀管理方面,無論是在國家層次上還是地方層次上,都還沒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協調機制,九龍治水、政策“打架現象”比較突出,使得有限的科技資源難以得到充分利用。

  應當看到,近年來我國在科技體制層面上正在發生一系列積極而深刻的變化。特别是市場競争環境的不斷改善、市場配置科技資源基礎性作用的不斷發揮等,都對科技進步和創新産生了積極作用。比如,企業技術創新的内在動力正在明顯增強,2008年全社會研發投入的73.3%來自企業,企業研發人員占73.2%;來自企業的發明專利申請占到國内職務申請的68.1%。再比如,地方各級政府對科技的重視程度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已超過中央财政,“第一把手抓第一生産力”的口号正在一些地區得到落實。2009年我國國際專利申請數達7946項,比2008年增長29.7%,位列世界第五。實踐證明,隻要我們下定決心改善制度環境,中國科技的巨大潛力就能夠得到新的釋放和激發。

  三、引人重于引資

  長期以來,招商引資、投資規模成為衡量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标之一,這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人才隊伍建設對于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更加具有決定性意義,也更具有可持續性。國内外實踐證明,資本、技術、信息等要素往往是以人才為核心而聚集和流動的。對于我國來說,能否把人才這篇文章做好,充分發揮這個特有的優勢和潛力,将直接關系到國家和區域發展的未來。

  經過多年來的不斷努力,我國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據科技部統計,2009年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達510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全時研發人員也已近200萬人,位列世界第二。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科技人力資源大國。但是,我國科技人才隊伍的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人才結構明顯呈現“塔基寬塔尖低”的形态——數量龐大而質量不高,衆多領域都缺乏世界級的科學大師和技術骨幹。事實上,科技發展水平是以質量而非數量為标準,一個領域隻要有少數幾位頂尖的科技人才,就意味着國家在這個領域的先進地位。如果沒有世界級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我國科技就永遠無法走到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也将從根本上抑制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與此同時,我國人才流失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據有關統計,截至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162萬,回歸49萬;自1985年以來,清華高科技專業畢業生80%去了美國,北大為76%——美國《科學》雜志稱之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2002年在美獲得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到2009年仍滞留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比例,中國92%,印度81%,台灣地區43%,韓國41%,日本33%,巴西31%,泰國7%。僅2009年,中國移民美國的6.5萬移民中,絕大部分為技術移民。有人據此認為,中國是全球人才争奪戰中的最大輸家。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人才争奪已從企業上升到國家層面,許多國家為吸引優秀人才而不遺餘力。據聯合國有關統計,截至2005年全球約30個國家制定了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技術,其中17個為發達國家。美國是全球人才競争的最大受益國,曆年批準的14萬職業移民中,技術移民占到12萬多。盡管如此,美國奧巴馬政府仍提出到2020年使美國大專院校畢業生占總人口的比例再一次達到全球第一的目标。澳大利亞政府設立“未來獎學金計劃”,為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卓越的國内外科學家提供為期4年的獎學金,2009年有200名科學家成為首批受資助者。印度科學與工業研究理事會推出一項名為“傑出印裔科學家/技術專家”的計劃,目标就是抓住機遇吸引印度裔的海外領軍人才回國服務,增強印度的科學技術競争力。

  近年來,我國培養和吸引優秀人才的政策力度也在不斷加大。除中央設立吸引海外優秀人才的計劃之外,許多地方政府和企業也以各種不同途徑和方式資助優秀科技團隊,吸收各類優秀人才。最近中央召開了全國人才大會,頒布了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其中對創新型科技人才給予了重點關注。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培養和吸引人才的軟硬件環境方面還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一些地方仍然把短期經濟增長放在優先位置,不計代價地吸引大項目大投資,而在對人才的投入和支持上難有突破,在營造有利于人才發揮作用的環境上難有建樹,重物輕人、重短期增長輕長期知識積累的現象未能根本改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現在需要的不僅僅是認識,更重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政策,是付諸實際的行動。面對當前的人才發展與競争太勢,我國必須以更大、更積極的作為,把營造有利于人才集聚、成長和發展的環境放在更優先的位置,形成百川歸海、萬馬奔騰的人才工作局面,努力赢得這場“輸不起的戰争”。

      技術創新理論的創始人熊彼特認為,在市場經濟中,不是那種教科書式的競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來自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型組織的競争——它主宰着成本或質量的決定性優勢,它所沖擊的不是現存企業的邊際利潤和産出,而是它們的基礎和生活。我國在繼續發揮傳統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找到一條更具進取精神、也更具可持續性的道路——建立在人力資本基礎上的競争優勢。規模不斷擴大、質量不斷提升的科技人力資源是中國的潛力所在,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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